作者：陈宝良 周远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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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“安徽史学”微信公众号

原文刊载于《安徽史学》2022年第6期

庆安会馆（图源：宁波市人民政府）

传统中国的行会源远流长。然就其源头而言，传统行会只是商人之间松散的团体，甚至是应付朝廷徭役的组织，无固定的聚会场所，不过凭行以示区分而已。相对于行会而言，同业会馆的崛起，则使商业团体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，无不得到长足的进展。

作为同乡、同业组织的会馆，其名称虽是借用其他组织而来，却有其自身特殊的涵义。关于会馆，近人何炳棣有如下定义：“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，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。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，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。”毋庸讳言，在不同研究中，会馆的定义则因关注视角差异而各有不同。有人将会馆视为工商业者的行会，有人把会馆看作是一种同乡组织；有人把会馆分为一般同乡人的会馆和商人的会馆，有人则认为会馆既可以是同乡组织，也可以是同行组织。综合诸家所论，大抵可以将会馆归为以下两类：一类是业缘性的工商行会，另一类则是地缘组织的会馆。

一、会馆起源蠡测

会馆作为一种组织团体，无论是同乡会馆抑或同业行会，其起源大抵可以从传说与史实两个方面加以考察。首先，就传说而言，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甚至先秦时代。根据西人马士《中国行会考》及阿维那里乌斯所编《中国工商同业公会》两书，中国的会馆或同业公会的创始时间，远较欧洲为早。会馆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神话传说中的帝舜时代。一般认为，最古老的中国同业公会组织出现于宁波，其章程曾言此会成立创始于周朝。又如在北京的“盲人会”（即三皇会）中，甚至保存有汉高祖时所定的章程。这一说法仅限于西人引述，不过是会馆、公所章程的追溯之言，尚无法得到史料的印证。

其次，就史实来说，早在明清两代乃至民国初年，很多学者将会馆的起源追溯到后汉时期的“郡邸”。如朱国祯言：“会馆，古郡邸之遗也。”在另外一则记载中，朱氏的阐释更为详细：“汉时郡国守相置邸长安，唐有进奏院，宋有朝集院，国朝无之，惟私立会馆。然止供乡绅之用，其迁除应朝者，皆不堪居也。”这一说法，值得引起重视，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观之：

其一，在近人的研究中，日本学者根岸佶最早关注这一点。他在所著《支那行会的研究》中，将会馆的起源追及汉代的“郡邸”。全汉昇引用《说文解字》《汉书·宣帝纪》对郡邸的解释，证实“汉代的郡邸，确实属于同郡官员的寄宿舍”。何炳棣对以上两人之说提出了质疑。因早在清人惠栋的《后汉书补注》中，即已提出了不同的佐证，证明东汉郡邸是郡守“自为之”，属郡守的私产，而并非一郡的公产。何氏在惠栋之说的基础上，认为“两汉诸郡因每年上计，在京师不得不有郡邸，郡邸就是各郡在京的办事处，并不是同乡组织”，因此断言会馆起源于两汉时期的郡邸，是一种误解。

其二，就郡邸与会馆的性质而言，两者确乎有所差异：郡邸属于官立，通常“领于官”；而会馆则属于“私立”。这一点在明人朱国祯的记载中已经明确道出。即使如此，将后汉时期的“郡邸”看作会馆古老而久远的源头，或会馆是“古郡邸之遗也”，其实也未尝不可。理由有二：一是汉代地方各郡，确乎在京城设有提供同郡人入京时居停的郡邸。如《汉书·朱买臣传》云：“初，买臣免，待诏，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。”这种郡邸无疑具有同乡会馆的性质。又《后汉书·史弼传》云：魏劭“与同郡人卖郡邸，行贿于侯览。”李贤注以为郡邸即“寺邸”，《集解》引惠士奇之说亦以为如此。惟周寿昌认为郡邸即平原郡公置之邸，犹如同郡会馆。邢仪田认为，若寺邸则属官舍，魏劭与同郡人安能卖乎？相比之下，似周说稍通。从郡邸、寺邸可以自由买卖来看，郡邸显然并非尽是官设。二是全汉昇引《三辅黄图》元始四年长安城南北所设“会市”的记载，说明汉代郡邸除了政治功能外，尚有商业的意义，认为“当时共同组织设此种郡邸的太学生并不专去读书，还要去作买卖，那就是各自本郡的土产之出售”。这无疑凸显了郡邸的商业功能。郡邸的商业属性，同样可以从另外的史料中得到印证。如仲长统所著《昌言》中亦云：“井田之变，豪人货殖，馆舍布于州郡。”由此可见，豪人在“货殖”之时，在各处州郡均设有“馆舍”。其中所云“馆舍”，或许亦与“郡邸”有关，但有待于进一步加以证实。

会馆的形成，显然离不开以下三大要素：一是同乡的联结纽带；二是同业的商业纽带；三是具体的组织场所，亦即所谓的馆舍。现以此为考察的出发点，对会馆的起源做如下蠡测：

其一，同乡关系及其联结纽带。人在他乡，同乡人组成会社团体，堪称渊源有自。早在宋代的京城，已经有了“乡会”这样的组织。南宋时期，居住在杭州的“外郡寄寓人”开始出现互助活动，甚至还举行了“社会”。全汉昇根据吴自牧《梦粱录》所载两条论据断言，在南宋的杭州，虽没有明说是“会馆”，但从外郡人在杭州干的事情与后来会馆的事业无异这一点来看，显然不能否认有会馆这一回事。这种推测无疑很有建设性。到了明代弘治年间，常州府无锡县在京城的官员，借助于一年四季的节日，开始举行同乡会。此举始于弘治六年春，邵宝因“入觐京师”，得以在顾氏所居“芹轩”与“同乡缙绅诸公”相会，且一起赋诗作为留念。其后，凡是元夕、上巳、清明、端午、七夕、中秋、重阳、长至各节，无锡同乡在朝的官员20余人，无不相会，亦即所谓的“会以节举”。尤其是弘治十一年的重阳节，无锡在京官员再次聚会，与会人员“人为诗一章”，称《重阳会诗》。明代京城官员的这种同乡聚会，特点是“节举一会，以要乡盟”，显然也是为了维系同乡的关系纽带。

其二，同业关系及其联结纽带。同业之行亦即所谓的行会，其起源有宗教团体说、同乡团体说、政府之不法说、人口与事物之不均衡说、家族制度说等五种说法。全汉昇较为认同家族制度说，并将中国行会的起源时间，追溯到周末至汉代，认为这个时期“手工业行会已有存在的事实了”。他认为杨衒《洛阳伽蓝记》已记载北魏洛阳便有这种典型的同业商店区了。此外，他借助唐人韦述《两京新记》、宋人刘义庆《大业杂记》、元代《河南志》的记载，最终认定，“行”的名称最初见于记载是隋代。至唐代，更是广泛出现了各色行会组织，诸如“梨园会”“鼓乐板”等同业公会，大约均始于唐代中叶。宋代尽管尚无公所、会馆一类的名称，但据《梦粱录》与《宋会要》记载中的“上行”“住行”之说，断定宋代已经出现了会所，即行会的办公地方，同时又成为同业者共同祭祀本行祖师的所在地，并将此类“上行”或“住行”的会所，视为后世会馆或公所的“前身”。

其三，作为同乡、同业纽带的“会馆”名称出现。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，庐陵人在顺天府学宫之外设祠祭祀文天祥，称“怀忠会馆”。全汉昇以此为据，断定会馆的名称最初见于明代。将会馆真正出现的时间定于明代，这一点并无疑义，但若将会馆名称断为始于明代，并非完全准确。换言之，同乡会或同业行会出现办公场所，或者说“会馆”一称的真正确立，应该与元末明初直至明代中叶广泛兴起的“文会馆”“经馆”“讲学会馆”“公馆”“试馆”“同善会馆”等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尤其是试馆的出现，更是与同乡会馆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。如明末，士子到北京应试，由旅居北京的官僚，为其乡人士子集资购产，辟有房屋馆舍，名曰“试馆”，后亦称为“会馆”，但性质与商人会馆有所不同。下面以此为线索，从四个方面论之：

一是“文会馆”“经馆”“讲学会馆”与会馆之关系。会馆一称，始见于“文会馆”。早在元代，文会颇为兴盛。此类文会，实则与科举士子的关系密切。如元人谢良曾在金山西南的吕巷镇，设立“应奎文会”。文会之举，通常是临时的举措，至元代开始出现了固定的场所。如在湖广岳州府就建有一亭，称“文会亭”，以供学者们“讲磨经史，议论斯文”。这种文会亭，即为文会馆的渊源。

至明代，科举士子的文会尤为繁盛，随之出现了各种“文会馆”，甚至“馆以会设，会以文名”，亦即文、会、馆最终趋于合流。如成化年间，苏州府昆山县的士大夫致仕之后，与一些在乡里隐居的贤人，结成雅会，称“斯文会”。参与者共有15人，每月举行一次，人各赋诗，又将参与文会之人绘成一图。文会原本设有会所，因较为狭小，不能容身。至弘治初年，昆山知县杨子器撤去一些祠庙，改建为文会馆。万历五年，淮安府宿迁县知县俞文伟，在新城南门内设立文会馆，称“凌云会馆”。

明末文社“公寓”的出现，更是足证文社、文会与会馆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据吴应箕记载，“江以上”即安徽一带文士至苏州之后，为了参与文社活动，一至虎丘，尽管“精舍相望”，但也不得不“卜之而僦馆”，以致“税骖之费恒苦不继”。鉴此原因，陈名夏与吴应箕商议，会集安徽的“同声之友”，共同筹措资金合计银150两左右，买一所僧寮，作为文社之士的“公寓”，以便江上之士到了苏州之后，可以有“寓屋”可居。公寓还负责文社之士的“寄餐”，以及书信往来，使“邮筒不致沈绝”。

值得引起注意的是，歙县所设各种文会馆，如聚星会馆、蟾扶文社、鹏扶文社及其会馆，并系于“祭祀”项下，与春社、秋社之祭相混；聚星会馆、联云会馆、鹏扶会馆，又系于“书院”项下，说明与书院在功能上有趋同之势。事实确乎如此。在明代，这种文会馆，有时又称“文会堂”，或称“会讲堂”。正如周洪谟在《文会堂记》一文中所言，文会堂确乎起到了精舍的作用，生员从中可以商讨学业。一般说来，明代很多地方学校的校舍建筑，除了明伦堂之外，就是东、西斋，以供生员学习与生活，并无此类会讲堂、文会堂。只有湖广荆州府学才额外设置了这类建筑。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。自明代中期以后，生员的肄业乃至生活场所，有了一些改变。生员已不再在学校内学习与生活，而是改而在一些公私建立的书院、精舍中生活与学习。文会堂的建立，部分适应了这种趋势。徽州的“斗山文会”即是典型的例证。斗山文会最初即为斗山书院，湛若水、邹守益、耿定向、王畿等人，先后在此讲学。至万历年间，许穆、凌琯“请于当事”，作为徽州府、歙县士子的“文会”。

何炳棣凭其敏锐的目光，发现了讲学会馆与会馆之间的渊源关系。他引乾隆《吉安府志》所记，证实明正德年间王阳明讲学青原山，有“青原会馆”之设。至万历年间，吉水人邹元标倡阳明之学，又建“九邑会馆”。从此类讲学会馆中，何氏得出如下结论：“本地非经常性讲学聚会的所在，也可称为‘会馆’。在王学极盛的16世纪，吉安每个属县都有‘会馆’，而且不久都有‘公田备饩’。这虽是自16世纪初叶起江西一个区域的现象，但会馆一名词已被借用，亦足表明京师郡邑会馆确已具有相当长的历史，而其性质与功能则尚未固定”。但何氏认为讲学会馆借用了郡邑会馆之名，或许颠倒了前后关系。从上揭元代出现的文会馆，以及明代初期、中期以后文会馆、讲学会馆的普遍出现即已可知，理应是郡邑会馆借用了文会馆、讲学会馆之名。

所谓讲学会馆的功能，不但有学者在其中讲学，而且可供学者肄业、居住。从源头来说，此类会馆，远者为孔子聚徒杏坛，近者则为精舍、书院。在明代，书院不列于学宫，而精庐、学堂、讲舍，更是“因俗为制，要在作人，非以标异也”。明代的讲学会馆，史不乏例。除了何炳棣所列之外，至少尚有如下几个讲学会馆：桐城县的“桐川会馆”，其中设有崇实堂、先正堂、尽心斋、左右室、更衣所、养正所。桐城之学，首倡于何采，并由耿定向、张绪发扬光大。而桐川会馆，则由耿、张二人的门人方学渐所建，其用意在于“以待四方同志之来会者”。石埭的“陵阳会馆”，于万历十七、十八年由毕一衡创设。当时毕氏讲学石埭，“一时从游者，至屦满户外”，于是拟建别馆“以居之”，未成而殁，后由其弟毕一素建成。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的“西原会馆”，位于西原山能仁寺之左，万历十二年，由吉安府人陈嘉谟等捐金买地共建，题名“求益堂”。会馆置有田30亩，“供会馔”。西安的“关中书院”，万历年间为冯从吾讲学而设。冯从吾即有《辅仁馆会语题辞》一篇，足证关中书院又称“辅仁馆”。桐城县枞阳镇的“辅仁会馆”，原本为布衣童定夫的讲学之处，由其弟子“醵金为建”。至天启三年，钱澄之之父继承讲席，并与童心鉴“倡率同志，一遵昔规，以每月十三日会于馆所”。

综上可见，明代的会馆，有时实指士子听讲、肄业的场所。会馆有时又称“经馆”，如东莞人任柱，在出任舞阳县知县时，曾创设“五经馆”，“以教邑之多士”。相同的例子也见于六安州。如当地有一所“安湖会馆”，位于六安州西南，由州同知邓向荣构筑；又有“青云会馆”，在州学宫前右，属于知州杨际会的生祠。这两所会馆，均有“诸生肄业于此”。此外，明代的会馆，有时又指书院、社学。以书院为例，如宁国府宣城县，有一所“同仁会馆”，位于西门内，始建于万历年间，每月一会，府县官员、荐绅、父老、子弟“讲学歌诗，或具馆谷”。“法华会馆”同样具有书院的性质，位于湖广嘉鱼县，最初是由法华寺改建，后在寺庙的西南隅建堂，“翼廊辟门，除路，厥制焕如，厥观伟如”。以社学为例，广东惠州府兴宁县有一所会馆，原在城北。万历十八年，惠州府推官王栋署理兴宁县知县时，买民居鼎建，与社仓、社学相连。这段史料被放置在“社学”目内，显然这一会馆具有社学性质。

二是“公馆”与会馆之关系。公馆又称“宾馆”，究其设立之意，原本不过是为官员因公外出提供歇息之所。如明代宁夏城内，有“皇华馆”，在城南五里，靠近大路之东，宣德八年，由庆靖王朱栴所建，“以为迎接诏书之所”。在潞安，同样有一所“皇华馆”，作为经过“使客”歇息的宾馆。馆中之堂，称“四咨堂”。宁国府泾县、旌德县之间，设有一所“仰贤公馆”，弘治十二年南畿巡抚彭礼下令修建，最后由宁国知府、泾县知县建成。公馆有大厅、左右厢房。

自明代中期以后，公馆的性质开始出现了转化，甚至带有会馆的性质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：一则公馆有时亦称“会馆”。如在宁国府，设有“三府会馆”，从其设立的目的来看，显然属于宁国、徽州、池州三府的公馆，“凡有公务于三郡者，皆得以栖止焉”。二则公馆与书院之间出现了一种互动趋势。一方面，公馆成为地方学校生员肄业的场所，进而带有书院的性质。如嘉靖年间，福建龙溪县知县林松憩息于“金沙公馆”，见到诸生周一阳、陈科选等人在此肄业，于是，就将公馆改为书院。又福建建宁府公馆，在府城内从化坊。成化七年，由通判李明建，作为清理军政之所，后改称“东瓯书院”。另一方面，书院有时又可转变为公馆。如福建泉州府同安县的文公书院，始建于元至正十年，至明代，“书院鞠为府馆，人有遗恨”。

三是“试馆”与会馆的关系。会馆有时又被称为“试馆”，大抵源于京城会馆为公车举子提供便利之故。究试馆的起源，可以追溯到南朝时期的“贡计馆”，“在建康县东二里洲子岸上，诸州府秀才选举，皆憩此馆”。

何炳棣从方志中勾稽出诸多的府城试馆与省垣试馆，但或许囿于所检多为清代方志，除了最早建立于明季的南昌乐平试馆外，其他均为清代所建试馆，如广东顺德于乾隆时期在广州城外建立的“邑馆”，湖南邵阳道光四年在长沙建立的“试馆”。其实，入明以后，不仅京城设有诸多试馆，而且在很多地方，同样也设有为士子提供便寓的试馆。一般说来，在明代各级考试中，除了中央的会试与各省的乡试有专门贡院之外，各地提学道举行的童试，通常只是临时搭棚，并无专门的试馆。至明代末年，也陆续出现了这类试馆，或称“校士馆”，或称“试士馆”，或称“弘文馆”。如温州府校士馆，即“督学使者所驻以校六庠者也”。此外，崇祯十五年，在浙江严州府建德县，就建有“试士馆”一所。崇祯年间，知府郑瑄在浙江嘉兴府设立“弘文馆”，其实也属于督学道校士的试馆。

试馆与会馆的关系颇为密切。闽县人程树德云：“京师之有会馆，肇自有明，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，为士子会试之用，故称会馆，自清季科举停罢，遂专为乡人旅京者杂居之地，其制已稍异于前矣。”清代闽县人陈宗蕃说：“会馆之设，始自明代，或曰会馆，或曰试馆。盖平时则以聚乡人，联旧谊，大比之岁，则为乡中来京假馆之所，恤寒畯而启后进也。”另一条史料也说：“各省会馆，莫盛于京都，原为乡会场寓考而设。”针对此说，何炳棣提出了质疑。他认为，明代会馆“大都为已仕之人暂居聚会之所，尚非试馆性质。近人有谓会馆专为同乡参加会试之人而设，故曰会馆之说，亦欠正确。”其实，何氏之说，也并不全面。崇祯年间的《帝京景物略》，就有关于会馆起源的明确记载：

尝考会馆之设于都中，古未有也，始嘉、隆间。盖都中流寓十土著，游闲屣士绅，爰隶城坊而五之。台五差，卫五缉，兵马五司，所听治详焉。惟是四方日至，不可以户编而数凡之也，用建会馆，士绅是主，凡入出都门者，藉有稽，游有业，困有归也。……继自今，内城馆者，绅是主，外城馆者，公车岁贡士是寓。

细绎上说，已明确道出明代会馆分为两种：一是内城的会馆，由缙绅所主，成为同乡仕宦的寓居之所；二是外城的会馆，则为举人、岁贡生所寓之处。前者为同乡会馆，后者则可归入试馆。

从具体的史实来看，京城会馆寓居人员，确非仅仅限于仕宦之人，而是各色士人荟萃，尤其是乡、会试之士子。关于此，史料有如下记载：

京师为万方辐辏之地，风雨和会，车书翕至，彩缨纡组之士于焉云集景从。遇乡会试期，则鼓箧桥门，计偕南省，恒数千计，而投牒选部，需次待除者，月乘岁积，于是寄庑僦舍，迁从靡常，欲珠薪桂之叹，盖伊昔已然矣。时则有寘室宇以招徕其乡人者，大或合省，小或郡邑，区之曰会馆。

仔细分析这段记载，同样可以证明会馆为以下两类人员提供了寓居的方便：一类是仕宦官员，包括“投牒选部，需次待除”的官员，亦即“彩缨”之士；另一类是科举士子，包括参加乡试、会试的士人，亦即“纡组”之士。清初人施闰章在论及京城宣城会馆时，除了“以会邑之游宦往来者也”之外，也明确说自己至京城参加博学鸿儒考试，先是僦屋寓居，后入寓会馆。至于清初人汪琬所记，认为会馆的寓居人员，除了“贵自仕宦”之外，而且“下讫商旅”，并“寓敦睦救恤诸遗法于其中”，更是将会馆与同乡商人联系在一起。

四是“同善会馆”与会馆之关系。明代末年，作为慈善组织的“同善会”，也开始设有公所，并称为“会馆”。如嘉兴府嘉善县的“同善会馆”，崇祯十四年由陈龙正设，以思贤书院旧址改建而成。入清以后，同善会馆继续存在。如在娄县枫泾镇，就设有同善会馆，在镇南均安桥北，乾隆二十年由全镇士民公建，有房屋20余楹。咸丰十年，毁于火。外有市房6楹，在米筛桥北，改为“公所”。

二、会馆的正式形成

当然，同乡组织立有会馆、公所，究竟始于何时，显然存在着争议。明人沈德符论会馆云：“京师五方所聚，其乡各有会馆，为初至居停，相沿甚便。”此虽道出会馆之功能，但尚未点出其出现的时间。一般认为同乡会馆始于嘉靖、隆庆年间，更为确切的记载是嘉靖三十九年。如《帝京景物略》即有以下之说：“尝考会馆之设于都中，古未有也，始嘉、隆间。”又万历十四年，许国在为京城歙县会馆所撰的碑记中，也仅模糊地记载歙县会馆的创始时间为“嘉靖季年”，进而认为经始于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，落成于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。郑涛曾为《歙县会馆录》撰写序言，时间为嘉靖三十九年。此外，歙县会馆中有题为“崇义”的匾额，清人徐光文在按语中，也说嘉靖三十九年题于菜市中街，后移置新馆。日本学者和田清在1922年即引《帝京景物略》之说，加藤繁亦采纳此说。仁井田陞及杨联陞先后根据道光十四年《重续歙县会馆录》所保存的原序，认为会馆最早创设于嘉靖三十九年。由此可见，将会馆创设的时间定为16世纪中叶以后，似已成为定论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一说法存在着可疑之处。同乡会馆真正出现的时间，并不会晚至嘉靖末年。西人马士在《中国行会考》中认为，早在明初，已有确切的证据证明，在北京开始设有江苏会馆。这一说法，不知出自何种记载。何炳棣借助于两种史料，将会馆起源的时间，追溯至永乐年间。其一是民国十八年《芜湖县志》记载，北京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的芜湖会馆，是芜湖县人工部主事俞谟于永乐年间所建。其二是清初《闽小纪》所载一则关于林璧的轶事，证明在嘉靖初叶以前，亦即15世纪后半叶，福州京宦已在北京建立福州会馆。王日根借助乾隆《浮梁县志》与同治《重修广东旧义园记》两种史料，证实以下事实：在永乐年间的北京，出现了浮梁县人吏员金宗舜鼎建的浮梁会馆，以及礼部尚书王忠铭等人所倡建的广东会馆。

根据已有史料，再综合何、王二家之说，可知同乡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永乐年间。但在嘉靖末年以前，仅有零星关于会馆的记载。至嘉靖末年之后，会馆趋于勃兴，且可以得到更多的史料佐证。如据吕作燮的勾稽，嘉靖年间，南京已经出现了两所会馆，分别是福建莆田的文献会馆，以及广东潮州会馆。福建福清在北京的福清会馆，始于嘉靖末年。叶向高记载：“福清之有会馆，始于嘉靖之季。久之浸圮，其地亦湫垫，往来不便。吾乡人谋欲更之，乃相与醵金，买宅一区于城之西隅，饬以为馆。”在北京，尚有莆田会馆，“馆之楼上祀莆城隍”。史载，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，北京莆阳会馆旁“人家生猪，一头一口四眼四耳，项以下分两身，身为雌雄，生已即死，悬以示人”。这则史料足以证明，北京的莆田会馆至晚在万历四十一年就已创设。徽州府休宁县在北京的会馆，“始自明万历间，经营草创，规制未闳”。青阳会馆，创设于“前明万历中”，且刻有《馆规》30则。浙江湖州在京城的会馆，位于玉河桥之东，原先属于休宁会馆的旧址，创自万历二十六年，并订有《会馆条约》。万历年间，北京尚有延陵会馆，位于顺城门内的石虎胡同。陕西三原县在北京有两所会馆，“诸宦游、计偕、权子母人往往入都，即暂寓其中，如抵家舍，甚便焉”。至崇祯四年，陕西泾阳也开始在北京创设会馆，位于正阳坊。据陈舜系记载，崇祯八年他充任里长解送黄册进京时，寓居于岭南会馆。同行者有袁州府推官吴鼎元，因浮躁而改调，也赴京补铨。可见，在崇祯八年之前，京城岭南会馆即已创设。此外，崇祯年间北京尚有山会会馆，为绍兴的同乡会馆，馆址为太监诸升的故宅，位于长安右门之外受水塘。

三、会馆的功能及其演变

从会馆的起源、形成来看，明清会馆的功能及其演变存在着以下几种趋势：一是从文会馆、讲学会馆等向同乡会馆的转化。这一转化过程关乎明清会馆的起源，理应加以重新关注。二是从同乡会馆向同业会馆的转化。这一转化过程体现为会馆从乡缘转向业缘。三是会馆名称呈现多样化的变化趋势。这一趋势足以证明会馆在功能上得到了更好的拓展。在此略去第一种转化不论，就后两种会馆功能的转化稍作讨论。

（一）从同乡会馆到工商会馆

在明清会馆的形成及其演变历程中，商人除了是同业会馆、公所的热心支持者之外，又开始参与同乡会馆的建设。相关的例子颇多，仅引下面四例加以说明：一是北京的歙县会馆，在嘉庆十九年重修会馆之时，捐款人除了在京绅士、京外诸公之外，又多了茶商、姜店两类人。其中茶商在这次捐款中，共计有73人，姜店则有锦春号、锦新号两家。二是设于广西省城的全浙会馆，目的是“以为乡之仕宦、游幕、商旅之初莅者解鞍息肩之所”。可见，商人同样可以得到同乡会馆的庇护。三是清代北京的鄞县会馆，即为鄞县商人共同筹集资金所建，进而供士人至京城参加会试，可以“解鞍息驾”，“无赁僦之劳，获如归之乐”。四是会馆、公所大多附设义园、善堂，从而成为一种慈善团体。如在四川，浙江会馆就设有贞节堂，并附设恤嫠局，恤嫠名额，“官场十名，幕场十名，商贾十名，共三十名”。上述四条材料说明，会馆同乡人员的组成，除同乡籍官员、幕僚以外，尚包括商贾。这足证同乡会馆与商人会馆正趋于合流。

商人会馆在明代已经出现。入清，更趋繁盛。如在苏州，建于山塘桥西的岭南会馆，就为万历年间由广州商人建立。东莞会馆，亦始建于天启五年。还有冈州会馆，俗称扇子会馆，清康熙十七年义宁商人建；东齐会馆，清顺治间胶州、青州、登州商人建。自清中期以后，商人设立会馆的势头更趋迅猛。如南廒在苏州阊门外，为水路要冲之区，凡南北舟车、外洋商贩，毕集于此。各省大贾，自为居停，设会馆，“极壮丽之观”。尤其至清末，由于商人到处贸易，有些在贸易之地侨居，或联同业之情，或叙同乡之谊，会馆、公所纷纷崛起。这种会馆、公所，有些为同业团体，如上海的香雪堂，为沪帮鲜肉行的公所；点春堂，为福建汀州、泉州、漳州三府业花糖洋货各商在上海建立的公所。在江阴县，亦分别有绸布业集裕公所、衣业锦云公所、钱纱公所等。有些为商人的同乡团体，如清末的上海，有徽宁会馆、泉漳会馆、潮州会馆、浙绍公所等，均是各地同乡商人所建。而在有些地方，如四川成都的公所设立，既有同乡商人之集合体，如西江公所、黔南公所等；亦有同业之组织，如酒坊公所、酱园公所。当然，商业同行虽以行会为通称，而且办事机构多称会馆、公所，但确实又与传统的会社关系非浅。换言之，商业各行亦有结成会社之例。如清代湖南武冈之零星京货店，就专门合成一会，称为“仁义会”；长沙之西帮衣店，共设七会，其中“轩辕会”“福佑会”两会，属于店东之结会，而“福主”“福胜”“福兴”“福生”“福庆”五会，则属店伙、客师之结社。

尤堪注意者，除商人会馆、同乡会馆之外，明清两代，尚有手工工匠、农民、仆人设立的会馆与行会。清代苏州的棉染织业手工工匠，为了增加工资和反对场主无故开除工人，纷纷成立会社组织，以与场主抗衡。如雍正元年，踹匠“纠集拜把，商谋约会”；七年，踹匠又“拜把结盟”。与此同时，踹匠还设有会馆，如康熙时，“结党创立会馆”。清代的佃农亦开始创设自己的会馆，如康熙五十二年，江西兴国佃农创为“会馆”，“远近传关，每届有秋，先倡议八收七收有差，田主有执原额计租者，即号召多人，碎人屋宇，并所取攫入会馆”。农民创设会馆，以作为保护自己利益的组织，显然受到商人、手工工匠的影响。又据西人马士《中国行会考》，时至清末，在上海的仆人中也开始出现行会组织。在上海1905年12月18日暴乱期间，作为起义计划的一部分，所有家庭的仆人在各自的时间和地点，离开他们的外国主人。由于暴乱过早地举行，计划没能贯彻到底。然而，根据后来仆人对其主人的陈述可知，“如果给了通知，即使他们不愿意，但也不得不服从通知的要求而离开”。可见，城市中的仆人行会同样对其成员行动具有约束性。会馆作为同行的组织机构，原本是城市的产物，农民会馆的出现，足以证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，并开始向农村渗透。

（二）会馆名称的多样化

在明清时期，作为一种同乡或同业组织，会馆、公所仅仅是最为常见的名称。若是细究之，其名称堪称千姿百态。据清末《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·会馆》记载，当时湖南的会馆，若是按省份加以区分，分别有江西的“万寿宫”，福建的“天后宫”，广东的“岭南会馆”，江苏的“苏州会馆”，安徽的“徽州会馆”“太平会馆”。此外，湘潭有“七帮”之目，常德有“三堂八省”之称。若是按营业加以区分，则有钱铺及杂货、绸缎业的“财神殿”，药材业的“神农殿”，屠户一行的“桓侯庙”，酒馆行业的“詹王庙”。

由此可见，除了会馆、公所之外，上面所引述的举凡“宫”“殿”“庙”之类，实则与会馆、公所无异，均可归为会馆、公所的别称。其实，明清时期的会馆，很多与庙、祠合一。如苏州的镇江公所，位于小武当，为乾隆年间镇江商人在大士庵的基址上建成。建成以后，仍供奉普门大士，由僧人主持香火。苏州的磨坊公所，亦位于小武当，为乾隆五十五年在陆羽楼的基址上改建而成，供奉马牛王神像，故又称马牛王庙。此外，明清会馆之中，多设有宗教神殿。即以在苏州的商人会馆为例，如岭南会馆，中设天后殿、关帝殿；东齐会馆，中设关帝殿；全晋会馆，有关帝殿；翼城会馆，有关帝殿。

下面以湖北汉口为例，对会馆之众多别名加以梳理。有称“殿”者。如“三皇殿”，为药材行帮公所，始于清顺治十三年；又“老汉义殿”，为循礼坊肉业公会，始于清康熙六年。有称“庵”者。如“新安准堤庵”，为徽州商人商业公所，始于清康熙七年；又“法云庵”，为五金矿砂业会议之所，始于清道光十一年。有称“庙”者。如“覃怀药王庙”，又名“怀庆会馆”，为药商公所，始于清康熙二十八年；又“关帝庙”，为山陕旅汉商业建筑，又称“山陕会馆”，始于清康熙年间。有称“书院”者。如“新安书院”，其实就是徽州会馆，始于清康熙三十四年；又“凌霄书院”，实则粮行公所，始于清同治年间。有称“宫”者。如“万寿宫”，实为商家营业之所，始于清康熙年间；又“仁寿宫”，其实就是江西临江会馆。有称“阁”者。如“鲁班阁”，实则工匠集合之所，始于清康熙年间；又“孙祖阁”，又称“鞋业公所”，始于清乾隆年间。

再以湖南行会为例，公所或公会，有时又称“祀”。如邵阳纸烛行公会，又称“福佑祀”；武冈之染纸作坊的同行组织称“梅葛祀”；武冈之衣店，则称“轩辕祀”。或称“公司”。如清光绪年间长沙之烟店，就成立了“烟税公司”；光绪三十二年，重庆之瓦窑业，亦设有“瓦窑公司”。

此外，亦有称“堂”者。如清代山西泽州府梨园行，为了支应官差，专门设立了“五聚堂”，府属各县戏班均可以寓居于此，同时也是梨园行的行业会所。堂中设立班头一人，支应差务，以便公私两便。在五聚堂中，祭祀行业之神，正中为“开元皇帝”，即唐玄宗李隆基，是梨园行的祖师爷；左祀“三官”，是为了祈祷赐福；右祀“财神”，则是为了祈祷多富。此外，尚附祭大王、咽喉、山神。

（三）会馆功能的演变

商业会馆、公所，或为同业会馆，或为同乡商人公所，虽也带有同乡会的性质，但与明清两代通行的同乡会馆稍有不同。同乡会馆与商业会馆相较，至少有两点不同之处：一是同乡会馆的商业色彩极为淡薄，有些甚至禁止在会馆内进行与商业有关的活动。如当时规定，会馆只是衣冠荟萃之地，“不得寄存货物，粘贴招牌”。二是从这些会馆的寓馆条规来看，也不是同业或同乡商人的会议之所，而只是为乡、会场寓考而设，即为同乡应试士子、选官士绅提供方便。如清代北京休宁会馆的《馆寓条规》就规定：会馆只为应试及需次者而设，此外概不得与；乡试、会试、候选、候补均以文书为凭，若无文书，以及不是应试的生监，就不得寓于会馆。休宁本籍绅士，可以寓馆；若为寄籍，就必须询明乡村、姓名，确有证据，方准寓居。寄籍久远，须同县京官力保，若无保人，就不准寓居馆内。

清代北京，同乡会馆林立。据现存的会馆条例、章程来看，较为著名者有：休宁会馆，始建于明万历年间，至清乾隆时重建。河南全省会馆，共有七处：中州东馆，在骡马市大街路北；中州南馆，在米市胡同南头路西；中州新馆，在丞相胡同北头路东；嵩云草堂，在达智桥东头路北；嵩阳别业，在骡马市大街路北；中州乡祠，在上斜街路北；河南会馆，在粉房琉璃街路东。河间会馆，乾隆年间由舒成龙创建。安徽会馆，定有公议条规，光绪十二年九月重订规条。浙闽会馆，民国四年重订章程。江西会馆，道光二十九年公定条例。上湖南会馆，议有章程，定有传书。又根据光绪年间人李虹岩的详细记录，当时各省在北京的同乡会馆，已达382处，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：一是会馆或称“试馆”，大抵保留了会馆起源时的称谓；二是会馆除了原先的老馆之外，又分别出现了新馆，于是同乡会馆有老馆、新馆之别；三是同一地域在北京不止一处会馆，有些甚至有两处或更多处的会馆；四是从某种角度上说，乡祠同样具有会馆的功能；五是有时往往同乡与同业合而为一；六是县亦开始在京城设立会馆；七是以山西人所设会馆居多。

至于工商会馆、公所的数量，其实与经济和商业的繁荣程度密切相关，亦存在地域差异。明清两代，会馆、公所大多集中于北京、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，自清末乃至民国时期，上海、汉口等开埠城市，逐渐取代北京等传统城市，成为工商会馆、公所最为集中的城市。据成立于民国元年的会馆公所联合会调查，当时汉口约有200个工商会馆、公所。又据民国十二年出版的《上海指南》，当时上海共有工艺公所58个，商业公所117个，此外还有新成立的农业团体、工厂联合会以及商务运输公会151个，三项所加，总数已达326个。反观北京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在清代末年，仅有商人会馆8个，分别为文昌会馆、长春会馆、颜料会馆、药行会馆、仙城会馆、烟行会馆、安平公所、正乙祠。到了1928年，北京所有工商行会均已属总商会统辖，总数亦仅有55个。东北的哈尔滨，据民国十一年出版的《哈尔滨指南》，在哈尔滨总商会之下，仅有12个工商公所，分别为滨江县商会、银行公会、钱业公会、杂货商公会、油业公会、运输公会、风船公会、粮业公会、当商公会、火磨公会、木商公会、工业维持会。这大抵显示了在会馆功能演变过程中，工商会馆所呈现出来的区域转移态势。

余　　论

尽管会馆的定义有所歧义，但会馆的出现，显然还是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：一是“会馆为崇祀乡贤之地，春秋祭祀”。换言之，会馆是一种同乡会组织，原为乡、会场寓考而设，目的无非是“为奉祀事而联乡谊，且便于会议”。就此而论，西人马士在《中国行会考》中，将同乡会馆的主要特征定义为“其全部成员都是来到外地的同乡官吏和同乡商人”，大抵把握住了同乡会馆的底蕴。二是明清时期，由于商人力量的崛起，在商业繁华之处设会馆，联乡谊，团结同行。关于此点，日本东亚同文会编《中国经济全书·会馆及公所》有详细讨论，引述如下：“盖会馆、公所者，所以固团体，重信义，为商业之机关也。且清国自古以农立国，崇本抑末之说，深中于人心。官之于商，刻削之而已，困辱之而已，凡商情之向背，商力之盈亏，置若罔闻，不有会馆公所以维持之，保护之，欲求商业之发达，岂不难哉。”

会馆又是一种群体组织。它的设立，“乃依群为结合，特大群中之一小群而已”。所以，会馆又与会社团体关系颇密。在清代，京城、外省各官，通常以“同年”“同乡”“同僚”为纽带，在每年春初宴集一次，俗称为“团拜”。团拜之会，通常由值年一二人承办，开筵演剧，费用多达数百两银子，稍次者亦必择地会饮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京师地大人众，往往经年不谋一面，不过借此得以聚晤，联络友谊。外省亦然，其团拜多联合商界共同举行。在会馆中，每年亦定期举行“团拜会”“追祭会”“恳亲会”，联络乡情，追祭乡贤。如北京的休宁会馆，每年春秋二季，即四月与十月，分别举行团拜会，“招集正副会员，并临时来京之乡人，以共敦乡谊”；而在清明、中元节，又行追祭会，“招集正副会员，亲诣义园祭拜”。而北京的河南会馆，每年阳历四月间，开一次恳亲会，“公宴同乡，以期联络乡谊，并报告各馆所有出入款项，及筹议各馆进行整顿事宜”。

同乡、同业组织的名称，大抵可分为以下两类：一为会馆，一为公所。前者属于同乡的集合，后者属于同业的集合。同业的未必同乡，但同乡多半同业。揆之明清同乡会馆的实况，其同乡的概念，既可以是同省，亦可以是相同的府、州、县。即使是在相同县份的同乡会馆中，同样不乏来自外县之人的热心捐款。换言之，“同郡异邑”亦即同府不同县的人，允许加入会馆。如明代在北京建立的歙县会馆捐款录中，列有三名外邑之人，分别为：方邦度，户部郎中，婺源人；潘怀，扬州府通判，婺源人；黄腾宇，绩溪人。为此清人徐光文专门作按语云：“以上三人皆外邑输资入馆。此同郡异邑入馆之始也。”这一点显然颇值得关注。

作者单位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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